同志们：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的建党节。为庆祝并纪念这个光辉的节日，市委县委下达通知，要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的集中学习。所以院党组决定，院领导或支部书记要给本支部党员上堂党课。根据这一安排，今天由我给大家讲一篇由“党指挥枪”原则形成的故事。希望能给大家以启迪。

一、“党指挥枪”原则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形成过程。　　　

1924年5月至1927年4月12日，中国人民在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的合作领导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北伐战争。由蒋介石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发动“4.12”、“7.15”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国共产党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也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道理，决定要建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1927年9月和8月，发起了“秋收起义”“南昌起义”等一系列革命起义，目标是推翻反动政权、消灭反动武装、建立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军队、建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红色政权。

由于国民党军队力量强大和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力量弱小，起义失败。起义虽然失败，但起义队伍仍在湘赣游击寻找发展机会。秋收起义队伍由5000人的队伍，溃散后仅剩700余人，毛泽东为首的起义领导团队在江西永兴县进行了建军史上有名的“三湾改编”，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军队制度，实行班、排制，建立党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并规定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党组强制集体讨论决定，在实践中初步建立起党领导军队制度。后来毛泽东同志总结说“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南昌起义队伍转战过程中大量减员，三河坝分兵后，朱德所率部队尚有2000多人，到江西大庚时仅剩下900多人。由于兵士全不明此次暴动的意义，军心大为动摇，逃走极多。10月底，中共中央发出通告，批评南昌起义军“忽视宣传和政治工作、单纯军事观点、忽视党的领导”。

1929年2月，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红军中的党组织，由上而下说，由军委而团委、营委，连设支部，各班自成一小组，这个组织，我们很觉得法，很能适用于斗争，因为作战大部以连为单位，每一个作战单位有一个支部，会处理和指挥一个作战单位的事，很觉便当，我们的军队其所以打败仗而不致于溃败，这个组织的好处，应为主要的原因。”【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等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63页。】鉴于此，周恩来在该年3月主持起草的中央给贺龙并湘鄂西前委的信中推广介绍了这一经验：“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每连建立一个支部，连以下分小组，连以上有党委、团委等组织。因为每连都有组织，所以在平日及作战时，都有党的指导和帮助。据朱、毛处来人说，这样组织，感觉还好。将来你们部队建党时，这个经验可以备你们参考。”【《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

井冈山的斗争是十分艰难的。除了物质匮乏，部队成分复杂亦是个问题。中共中央当时指示：“红军须有广大之工农分子参加，先选拔赤卫队中勇敢分子，尤其是同志加入红军，工人赤卫队分子尤须有多数加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33—234页。】但这一要求在战争环境中显然无法实现。在经历了同国民党的几次作战后，红军伤亡很大。对此，杨克敏向中央报告：“因斗争的激烈，干部损失太多，每一次作战总要损失一些好干部和好士兵，补充的都是一些俘虏兵，明知俘虏兵是带危险性的，但是无法解决士兵的补充问题，有时连俘虏兵都很难得到，有有枪无人的苦楚。”他还说：“因为历次斗争的损失，党的发展常常受打击，所以组织力只有相当的程度，而不能如我们的计划去充分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第261—263页。】在这种情况下，红军不得不靠大量吸收游民来补充。毛泽东当时亦指出：“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3页。】

但此时的军队政治工作并不尽如人意。由于部队的补充来源主要是农民、游民和俘虏，加上连续作战，生活艰苦，部队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军阀主义、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等不良倾向有所滋长，红四军内部在如何建军的问题上出现了原则性分歧。有人认为红军的任务只是单纯打仗，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主张削弱党的领导;有的公开提出要限制党代表的权力，认为过去“党太管多了”，“权太集中前委了”，要求限制前委对红四军的全面领导。这些分歧导致红四军在建军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党的领导权“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与此对应，军队政治工作也受到排斥，“差不多官兵一致地排斥宣传队，‘闲杂人’‘卖假膏药的’就是一般人送给宣传员的称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819页。】。

针对这些思想倾向，毛泽东在1929年6月给林彪的信中明确提出了党的“绝对的指挥权”“绝对的党领导”【《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66、67页。】等概念。同年12月底召开的红四军九大(即古田会议)，更是明确批驳了单纯军事观点，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案指出：红军“决不是单纯的打仗的，他除了打仗一件工作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政权等重大任务”。因此，那种忽视党的领导和军队政治工作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路线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垄断政权，离开阶级地位之危险，如国民党军队所走的道路一样”。决议案还规定：“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的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801、802、833页。】这就从理论上阐明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性，并确立了前委的最高领导地位和“党指挥枪”的重要原则。

为了贯彻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30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在主持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时反复强调：“政治上党的领导要有最高威权，红军中只有党的一个领导，不能容许有第二个领导。”【《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第120—121页。】同年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提出：“中国红军为要完成其伟大的历史任务，须接受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红军的政治工作就是要巩固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领导，要使红军成为有力的工农革命的武装力量。”【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册，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600页。】1932年1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给红军中各级政治委员、政治部、党的支部委员会发出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保证红军中对上级命令的执行与巩固红军中的纪律，这是目前红军中党的最中心任务。”【《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随后颁布的《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的训令》等文件，也一致要求“保障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2册，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217页。】。

二、“党指挥枪”原则的在当时的现实意义。1、解决了部队打败仗而不致于溃败。在当时，没有建立党组织的军队，打了败仗就溃散了。建立了党组织的军队，不因军事长官缺失和战斗的失败而溃散。“党指挥枪”原则把红军锻造成了打不垮、驱不散的新型军队。2、规避了共产党军队中存在单纯军事观点、军阀主义、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的错误倾向，使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有所不同。在当时的情况是，军队存在单纯军事观点，认为军队就是打仗的，其他工作无精力管，也不需管。建立党组织指挥军队原则，使军队武装斗争的努力方向就是实现和服务于中国共产党的最终推翻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夺取全国政权的政治目的。战争与军事斗争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的继续，战争与军事斗争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没有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就没有存在必要。3、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红军“决不是单纯的打仗的，他除了打仗一件工作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政权等重大任务”。因为中国共产党建立自己的军队目的，是建立革命的武装，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最后夺取政权。军队的工作有作战、宣传发动群众与建立政权。解决了红军的工作任务绝不是单纯军事斗争的思想问题。4、激发了部队中党员的积极性、先进性和主观能动性，弥补了军事长官个人智慧能力的不足，解决了军队“家长制”“一言堂”问题，使军队团体战斗力有较大提升。5、用中国共产党政治纲领、钢铁般的组织、严明的纪律管理和作用于军队，形成了有政治信仰、政治目的、铁的纪律、超强战斗力的新型军队。解决了红军的政治信仰、政治追求和战斗力问题，使军队有了灵魂。

正是有了“党指挥枪”原则的确立，使中国工农红军不断壮大，并形成了湘赣边等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形成1930年至1934年红色军事割据的良好局面。

三、“党指挥枪”原则的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1、确立“党指挥枪”原则，是对西方多党轮流执政、军队国家化当然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决定了中国不会机械照搬西方一些所谓民主国家统治管理的多党轮流执政、军队国家化模式；2、确立“党指挥枪”原则人民解放军永远不变的军魂，是强军之本。人民军队本来就是靠党的领导建立起来、壮大发展起来的。现在要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当然也离不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3、确立“党指挥枪”原则是人民解放军服从党的领导服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重要政治保障；4、确立“党指挥枪”原则，才能保障人民解放军永葆人民军队服务国家和人民的政治本色；5、确立“党指挥枪”原则符合战争与军事斗争、军队是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斗争这个客观规律。军队去政治化本身就不符合人类政治斗争规律。

四、从“党指挥枪”原则延伸到“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各主领域、各个方面都必须坚定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只有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才能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下的一致，才能进一步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才能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提供根本政治保证。

作为政法机关、人民法院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当做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工作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最大优势；作为人民法院的党员干警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要按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完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提高法院党组织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要把党对司法工作的要求落实到日常的工作，公正司法、高效司法、为民司法，办好每一个案件，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感受到公平正义。

衡东县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四级高级法官：旷文林

　　　　　　　　　　　　　　　　　　　　　　　　　　　　　　　　　2019年6月26日